法律规定，政府在新设、修改及废止官房、局及部等主要组织后，必须向下次国会报告状况，政府至少每年在官报上公示一次国家行政组织一览表。
鉴于这一境况，当时尚无法考虑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而只能先制定一些简约的组织程序性的规则。按福柯的观点，权力具有自我知识生产能力。
第一，制宪行为、缔结服从契约紧随社会契约之后发生，这和卢梭的创设政府的复合行为一样。实在要弄出个窟外结集[49]，也未必是坏事。如果你认为你才是持律第一的优婆离，或者多闻第一的阿难，那就请你纠正我的记忆好了。我们无法确定团体关于政体的法令究竟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亦即，何种政体是唯一正当的，从理论上说不排斥任何一种政体。在1925年第一版的《一般国家学》中，他是这样论述的：法的层级秩序最终归结于基础规范，正是通过它，法秩序的自我创设运动才有坚实的根基，且不同层级的规范才能构成一个统一体。
在最后一次集会上，人民要决定未来的政治生存方式。如果承认政治惯例具有法律效力，那就意味着宪法的法律效力和普通立法的效力在作用的方式上有所不同，政治实施和司法实施一样重要，不能拘泥于司法中心主义。因此，选择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定位，能够更好地帮助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编纂行政基本法典的根本目的。
该编第二章为数据治理，包括政府数据权属、政府数据采集与汇聚、数据共享、数据开放等内容。基于以下因素考量，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但是，由于数字行政法的研究刚刚起步，[46]关于数字技术与行政权力运行相结合的制度建构亦在探索中，如何将数字政府及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所提出的立法需求体现在法典中，学界的讨论还有待深入，这也使得目前学者提出的框架设想中，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规定，还相对薄弱，由此形成的行政基本法典框架设想呈现出以传统行政法律制度为主，在其中嵌入数字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容。如根据第R.311-3-1-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在不违反受法律保护的秘密的前提下，以易懂的方式，向被裁定对象提供算法处理对决策的贡献程度和方式等信息。
[22]马怀德认为：只有建立完备的组织法和编制法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和职责的全面法定。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聚焦完成对规范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法典化，调整对象单一，以行政权力的各类表现形态行政活动为编安排法典结构，各分编规范对象属性相同，具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制度，可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在总则中，这使得法典各部分法律规范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法典体系性较强。
只有行政法律规范具备充分的科学性、体系性，才能在法律制度中有效兼容智能高效等多种价值，因应现代行政实践的带来的挑战。第四，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对于行政机关传达或公布的文件中出现的公共信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用于制作或接收文件所需的公共服务任务以外的目的。第七编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的内容发生变化，政府平台建设、政府数据及数据整合法律制度、纵向执法体制、横向执法体制等，均与传统线下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不同，需要行政基本法典予以回应，以完成线上行为层面的整体政府的建构。自律性传统行政法重视行政权力的自我规范，倚重行政系统自身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力量来保障依法行政，不重视行政程序功能的发挥，将来自行政系统外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视为阻碍行政权力高效能运行的消极力量，故以满足最低限度的公正行政程序要求为目标，并不重视保障和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第二，部门行政法典各自有特定的适用领域，法典之间以异质法律规范为主，缺乏同质法律规范，没有对之进行集中汇编的实际意义。第二，大数据技术与政府活动的结合是全方位的，因此提出的立法需求亦是全方位的。
但是，总体来看，目前提出的基本法典框架设想中，数字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容相对比较薄弱。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之下的行政基本法典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面对行政权力所享有的权利为核心内容，与法治的核心要义是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更相契合。
如王敬波提出的框架设想中，第二编为行政组织，编下设置六章：第一章行政组织的原则，第二章行政机关，第三章行政编制，第四章国务院组织，第五章地方政府组织，第六章公务员。[17]应松年、张航：《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正当性与编纂逻辑》，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36页。
如果行政法典中包含部门行政法典，将意味着行政法典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等待新的部门法典整合进入，这会使得行政法典无法形成封闭自洽的法律规范体系，编纂行政法典的意义将由此受到很大削弱。面对政府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建构契合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现代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规范行政权力合法、公正、高效能行使。[33]罗智敏在阐释通用行政法典的意涵时，也提出通用行政法典为体系化法典，而非汇编式法典。如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条款，调整和规范的对象为行政行为，与行政组织、行政救济部分无关联。但这一传统行政法的特点，在法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中，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第三，行政基本法典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典的规模，与学者所欲实现的宏大行政法典梦想之间存在距离。
在其关于将行政救济部分排除在行政基本法典范围之外的理由阐述中，亦很明确阐释了以行政权力作为单一规范对象的法典内容定位思路。在行政救济法部分，法典规定了行政诉讼之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但不包括规范行政法院审判活动的行政诉讼法。
[52]根据《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第L.111-2条的规定，文件的形式多样，包括：档案、汇报、研究报告、会议报告、案件笔录、统计数据、指令、信函、部委通知及回信、回函、意见、预测、源代码和决议。[3]在行政法领域，法国长期坚持判例法为主导，最终转向编纂法典，[4]揭示尽管面临解法典化的质疑和挑战但[5]法典编纂仍在当代显示了其强劲的生命力。
其三，客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还是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以确立和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体系为中心内容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开放透明、公平普惠是对行政权力运行价值理性的要求，这些目标的达成均需要通过完善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来予以推进和达成。
[11]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49页。第二，更契合建构现代政府治理机制这一现实需要。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Javier Barns，Three Gener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in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308（Susan Rose-Ackerman，Peter L.Lindseth Blake Emersone eds.，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7).[43]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第三十项中提到：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
[45]随着数字政府和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如何在行政基本法典中对之作出回应，是目前行政基本法典编纂中关注度高的领域之一。其四，规定公众有权知悉与算法的应用相关的信息。
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一个新的混合体，旨在回应新的治理模式产生的变革。除了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制度悉数整合纳入行政基本法典之中，还要完善层级监督、政府督查、预算监督、审计监督、行政问责等各种类型的监督制度，从而建构起完善的来自国家权力结构内部的监督体系。
其五，规定了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因此，数字政府的推进，对行政法律制度因应大数据技术所提出的制度变革，是全方位的立法需求，而非局部的、某些特定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26]姜明安：《关于编纂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构想》，载《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220页。[31]王利明认为，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为民法典。[30]参见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第121页。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存在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之争，民法学者围绕民法典的体系性作了深入研究，如谢鸿飞对体系性作为现代法典的要素作了详细梳理和描述。
法国被称为行政法的母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的出台，无疑填补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行政法法典化版图上最碍眼的空缺。（二）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的特点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定位是指行政基本法典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为主，法典以建构保障行政权力运行中的公民权利的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为主要内容。
如王敬波认为：行政法法典化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分步实施，首先需要完成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构建起公共行政领域的统摄性规范，然后再推进各个行政领域的法典化目标。[18]参见施正文：《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载《税务研究》2021年第2期，第94—103页。
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是一种有限法典化的立法思路，且这部分法律规范已经具有很扎实的单行法基础，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法典不同构成部分法规范基础不成熟带来的立法进程阻碍。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在我国已覆盖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政府建设也正在全面推进其广度和深度。
